李微敖：做新闻难赚大钱但能养活自己，焦虑和熬夜是媒体人通病 世界新要闻

最近，关于新闻学和新闻业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

学新闻到底有没有意义？从事新闻行业能不能养活自己？诸如此类的讨论，在传媒圈内外掀起一轮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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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虽然人们每天接触新闻，但与新闻从业者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这些人是怎么工作的？真实职业处境如何？有哪些困惑？赚多少钱？许多事情可能需要来自一线的媒体人才说得清楚。

本期全媒派对话《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微敖，讲述其从业20年来的经验与期盼、争议与反思。

李微敖工作照

做新闻可以养活自己，但赚大钱比较难

全媒派：这几天网上有一些和新闻学、新闻业相关的争论，作为2003年入行的前辈，你觉得新闻专业学生如果想进入新闻行业，在大学期间可以具体做点什么？

李微敖：从业以来，我认识的很多非常优秀的同行、媒体领袖，包括我们报社的，也包括我之前工作过的一些新闻机构的，都是本科就学新闻的。

从事新闻行业当然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想要过得特别“滋润”，或者想要凭一己之力养活一家老小，那对于很多普通记者而言确实又比较困难了……

我的理解里，新闻行业入行的门槛比较低，其他学科想从事新闻业，相对也比较容易。

同时，要做好新闻，还要掌握其他很多学科的知识。我经常说是“四大工具”——基本的法律知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基本的外语能力。

因此，我也在不少大学做分享时，强烈建议新闻学的大学生们，可以去辅修一个其他专业，比如法学、经济学，甚至医学、天文学、考古学。

全媒派：虽然新闻成了部分网友心目中的“天坑专业”，但其实每年报考的人数还是挺多的。在如今的大学生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乐观的趋势？

李微敖：从人才角度来看，从事新闻行业的大学生整体比20年前要强不少。因为中国的教育是在进步的，他们从小的见识、思想观念、掌握的技术能力等，决定了这些。我见过一些入行比较久的同行，连把故事写清楚都做不到，但今天有些大学生可以很轻松地去驾驭一些难度没那么大的特写类题材。假以时日，他们能连续工作三年、五年、八年，肯定比现在的我们强。

现在的新闻作品，并不比黄金时代的差

全媒派：结合教育进步和技术发展来看，人们怀念的纸媒黄金时代的新闻作品，真的比现在更好吗？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点时代滤镜？

李微敖：这几年甚至这十来年，唱衰中国调查报道、唱衰新闻行业的声音一直不少。不管在不在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会回忆或描述20年前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那是不是原来的新闻一定比现在做得好？我个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就我的观察而言，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技术进步和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见识广度和深度的提高，现在新闻行业的作品，并不比过去差，甚至可能更好。

前段时间我的一些朋友聊到香港电视剧的话题，大家都说现在香港电视剧好像很久没有出好作品了，但回头去看，以前的经典电视剧的好多剧情、表演，会觉得很幼稚，从技术层面来说不怎么样，可那个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棒。这可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从纯粹的技术、专业成就上来说，真不一定如此。

电影如此，电视如此，新闻作品或许也是这样。经常为我们行业所称颂的过去那些著名报道或著名记者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横向比较，可能的确是好的，这没有问题。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真的比现在的更好吗？时代在进步，技术在进步，专业成就在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

焦虑和熬夜，是这个职业的通病

全媒派：回顾你的记者生涯早期，换过比较多的单位，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可能也会选择频繁跳槽，存在一些对于职业前景的迷茫，对此你有没有一些经验或建议？

李微敖：早些年，我换工作的频率确实比较高，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家单位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在《经济观察报》待了超过五年了，这是我从业以来待过最久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现在报社的氛围，我们的社长、总编、执行总编、编辑等各个层面的领导、同事对我很宽容。我写出来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可以发表。在我的认知里，很多稿件发出来后，不管“存活”多久，发出来就是胜利，我已经很感激了。

至于对年轻人的建议，第一我觉得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基本生存不受影响，这特别重要。一个人真正想清楚，自己适合或者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这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一定能想清楚。我的建议，是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看能不能在三五年内，至少找到一个短期的答案，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第二，我换了这么多单位，除了其中的一份，其他的至少都工作满了一年。这也是我很早就跟一些同事说的——当时有同事大学刚毕业进来一两个月，就想换工作。我说，不管怎样，你先努力坚持工作满一年。同样的，你要有一个目标，如果选择还做新闻，那么想去什么样的媒体工作？想和什么人成为同事？先把问题想清楚了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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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做记者很多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容易产生精神内耗，工作个两三年，就可能碰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还会抑郁，请问这种现象在行业里正常或普遍吗？

李微敖：不说抑郁，至少焦虑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存在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焦虑，焦虑自己的工作效率怎么这么低下，写得怎么这么慢！

我很喜欢电影《大腕》里的一句话，大致是“导演没想清楚，戏拍不出来”。做记者也是这样，我没有把文章的框架、逻辑想清楚，有些复杂的题材，我就是写不出来。

我的焦虑还在于，手头要写的稿件太多了，而且还可能不停地有事情“加塞”。甚至，这种“加塞”往往是自己主动而为的，比如说遇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公平、很冤屈的事情，我就会想要不要抽出时间来，希望能帮忙做点什么。

我想，这种焦虑感是会伴随着整个职业生涯的，不管是40多岁还是更远的未来。焦虑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通病，你越早接受这个现实可能越好。

如果你觉得有瓶颈的话，一个方法是去寻找更优秀的同事合作，或者尝试再去学校专职读书。

全媒派：赶时间写稿和交稿，可能是平时最让记者焦虑的事情。每一个熬夜赶稿的日子，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如何克服拖延症？

李微敖：熬夜赶稿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克服，拖延症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克服。

2016年我离开《南方周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已经没办法适应那种有deadline（截稿日期）的生活了。星期四出版，星期三一定要把稿件交出来。我们经常在星期一、星期二熬通宵写稿，我觉得太痛苦了，我那个时候已经35岁了，觉得身体已经没办法承受了。甚至我现在还感慨，我熬夜把这个稿件写完交出去，然后睡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会很庆幸自己没有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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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偶尔还会熬夜写稿，但绝对不会熬通宵了，因为身体已经受不了了。

至于拖延症，不仅仅对于记者，我猜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存在。这似乎是“人性”，人类普遍的惰性。

得到多少赞誉，就要承受多少批评

全媒派：今年4月，你对于“张继科事件”的发声，引发了巨大争议，外界有赞扬也有质疑，如何看待此事对你的影响？

李微敖：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的后续影响及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事实上，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那几天的态势，会那样“狂热”，甚至“疯狂”。

时至今日，我能保证的是，我说出来的和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写的，没有一句是谎言，都是基于我看到的、听到的情况进行的陈述。

在我内心深处的判断里，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娱乐八卦事件，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话题。

不过我又在想，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公众更关注的确实就是娱乐行业的公共事件、公众人物，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娱乐行业“新闻”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在多数时候，是要超过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的。

2015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安邦路线》系列稿件，发表后安邦反扑了很长时间，报社和我个人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当时我的部门主任说了一句话：“你得到了多少的赞誉，你可能就要承受多少的诋毁和批评。”我想这句话同样也适用在张继科这个事情上。我能够做到的是，我没有撒谎、问心无愧，每天都可以睡得很好。

全媒派：确实在一些批评声里，有提出“这个记者在炒作”，请问你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为何会选择通过社交网络发声？

李微敖：我不认为这是个私人的事情，这是法律问题，涉及犯罪，涉及人的底线问题。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了公众关注所带来的福利，相应就要承担更多被监督批评的责任或义务。有得有失嘛，你享受更多，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甚至就隐私权来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一定意义上也要比普通人让渡更多。

比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我当然希望最好是能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写出来。但这个事情发生在2020年，一审、二审结束到现在也有一两年了，当事人和家属似乎也没有去申请再审。从新闻时效上来说，时间隔太久了，没有太多的新闻由头来重新写这个报道。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确认，如果在当时我以新闻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写出来，能不能得到发表。

我也就是今年3月底4月初，看到朋友在微信群里转了他们的律师声明，觉得看不下去了，想着这个事情我就发个微博吧。

全媒派：记者因为一篇文章、一段视频或一条社交媒体动态而成为相关事件中的当事人，这样的案例过去并不少，未来可能也会继续发生。那么当争议事件缠身时，记者应该如何应对呢？

李微敖：我觉得还是尽量早点回到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因为撰写新闻稿、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那些争议，一定意义上我们应该容忍，犯不着去跟人家吵。在社交媒体上的回应，也要克制，否则会长期搅入其中，很长时间出不来。

此外，要始终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所谓的热度，无非就是那几天。可能在那几天是被关注的，但过了之后，你依然是你，并没有什么改变，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就好像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鸡蛋究竟是哪只鸡下的，大家只是关注鸡蛋好不好吃。

作为记者，应该避免“自以为是”

全媒派：在种种评价中，有人称你为“独狼型记者”，你认可这个标签吗？为什么？

李微敖：我一直很愿意，也很喜欢和同事们合作，我经常跟他们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可能十件事情里面我有八件、九件都帮不了，但偶尔有一件我或许恰恰熟悉。其实工作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起合作采访写稿的事情并不少。

当然了，这个“独狼型记者”的含义或许还包括独立的判断等等。大概从2014年、2015年开始，我自己有了一个判断标准；我写的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评判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至于那文章在单位内部会被评定为哪一个等级，在社会上的影响会是怎样，那是相对次要的。当然，有一些文章，我认为自己就是写得“粗糙”、写得“水”，但至少我能够保证的是自己不会胡说八道，没有胡编乱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全媒派：那么在你的价值观里，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是怎样的？

李微敖：我们这个职业，很容易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思想深邃。比如写财经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搞得自己比企业家更懂企业，更懂经营管理，这怎么可能？

我会时不时反思这个问题，也警醒自己。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记者）是有判断的，甚至有时候的判断不一定比当事人差，这是有可能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记者不像律师、医生、会计师，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要说所谓的专业，可能是在工作多年后，我们对于传播规律，对于信息真伪，有一点点专业的判断。

此外，遇到批评，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理解，我们这个职业的本职工作之一是要监督公共权力，监督那些强势的机构、公众人物，这也要求我们自身能够有很好的心态去接受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做记者的人，不要一被人批评、被人骂，就爆炸上头了。

全媒派：就目前的规划来看，记者这个职业，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李微敖：这个问题几年前我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只要有可能，我会一直做下去。甚至我有时候开玩笑，记者这个行业有点像老中医、老律师，不仅仅是在吃“青春饭”——做新闻当然也需要精力和体力——但在很多时候，经验见识也会帮助我们自己。

第一，我是真心喜欢热爱这个职业。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做记者仍然有意义，仍然有可能带来个体的、个案上的进步，乃至小范围局部的进步。这是记者工作的成就感和意义所在。

第二，做记者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工作相对自由，由此而来的，身体的相对自由。

第三，我习惯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喜欢在一线做采访，跑现场、在现场的感觉。

第四，刚才说的，做记者不仅仅需要精力体力，也需要资源的积累、见识的增长。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写出更好的故事，我会尽量去做，直到实在做不了的那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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